從支付到跨境大資管 粵港澳大灣區的萬億金融之路

“在香港的支付習慣是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即使你沒有支付寶也不會影響生活,但在內地則不同,如果使用打車軟件則必須用移動支付,可是內地的移動支付軟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辦內地可以使用的銀行卡,則又要到內地銀行開戶。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他直言。

從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到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再到2018年港珠澳大橋的通車,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正式發布,短短兩年有餘,“粵港澳大灣區”從規劃逐步走向落地。

從萬言《綱要》全文看,金融無疑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的重要布局與突破方向。但這一跨越“十三五”,乃至遠期展望至2035年的綱領性文件下,或許很多企業、金融機構乃至普通居民在翹首期盼同時也不禁疑惑,這一人口與佔地面積超越傳統世界三大灣區的未來第一大灣區建設,究竟意味着什麼?深入行業與生活,將為金融業帶來怎樣具體的機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原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在“代表通道”上的一席話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記憶猶新。譚耀宗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包括獨立的貨幣、關稅區、司法體系,並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但香港同樣希望加強大灣區的合作。一個最簡單的希望,香港人都希望開通支付寶,並且不用到內地來開戶,在香港就可以輕鬆開通。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內地在金融服務的部分領域上已經具備了全球領先水平,移動支付是一個生活中觸及深遠又顯而易見的窗口。而在粵港澳三地互聯互通的過程中,在5.65萬平方公里覆蓋逾6000萬人口的土地上,除了移動支付,基建、產業投資,企業資本流動,資管等方方面面也將為金融行業帶來巨大機遇。

從移動支付看三地互通

一位經常前往內地出差的香港保險從業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抱怨,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保險業務聯繫增多,尤其近兩年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后,幾乎每周都要到內地出差交流研討。工作需要開始比較多的使用滴滴等打車軟件,這就遇到了一個尷尬。

“在香港的支付習慣是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即使沒有支付寶也不會影響生活,但在內地則不同,如果使用打車軟件則必須用移動支付,可是內地的移動支付軟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辦內地可以使用的銀行卡,則又要到內地銀行開戶。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他直言。

香港一位出租車司機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在港澳地區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移動支付相對來說已經比較普遍,很多商場、商店包括地鐵和出租車都支持移動支付,但是使用這些支付手段最高頻的還是內地的訪客。香港本地居民雖然看到了移動支付的便利,但是受制於銀行卡的限制,開通移動支付並不如內地居民一樣便利。

正如譚耀宗提出的,現在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到內地就業、創業、安居,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是不是可以減少交通費、稅務負擔,是否有統一的匯兌平台,資訊平台,幫助青年就業。從金融角度說,是否可以實現不需要到內地開銀行賬戶,直接在香港辦手續,就可以直接開通三地互通的支付寶等移動支付工具。

而這些近在眼前,港澳居民渴望未來實現的便利,也是三地互通所帶來的金融發展與創新方向。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要繼續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支付的便利化措施,一方面順應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的現實金融服務需求,另一方面為移動支付跨境使用積累經驗。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亦提出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金融創新區,同時簡化灣區跨境稅務安排,吸引港企、港人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長陳如桂則具體表示,支持深圳率先探索組建科技銀行、科技保險等機構,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更好的現代化金融服務。

從兩會的熱烈探討不難看出,粵港澳的地理聯通所帶來的金融聯通為金融業帶來了多重機遇,但三地規則與制度的融合不會一蹴而就,如何既向國際規則靠攏,又做好異地協調監管防範風險,仍需探索。全國人大代表、央行原廣州分行行長、現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提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兩會期間亦透露,由央行牽頭制定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領域的改革創新方案目前已在徵求意見。

而從移動支付這一個需求的窗口管窺,是金融行業各領域已經開始嘗試創新與突破。

灣區的萬億級資金需求

而伴隨着三地互通,首要任務是破除地域空間障礙。基礎設施的互通便是首要工作,而交通、通信、電氣、管道等方面的建設將衍生出巨大的基建類融資需求。

根據《廣東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下稱“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高效、綠色智慧、互聯互通的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加強跨灣區通道與軌道網絡建設,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三大都市區和港澳地區聚合為一個整體,發揮最大效能。打造以廣州為中心的一小時交通圈,三大都市區內功能中心一小時通達。僅“十三五”期間新建軌道交通項目規模就達6315公里,公路3.5萬公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資金需求估算進行計算,包括城市公交系統、道路橋樑等11個重點規劃行業,到2020年的資金需求總量達16440億元。由此推算,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內區域的基建項目總投資額超萬億,這必然給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需求及金融服務機遇。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中發現,除商業銀行信貸、債券等傳統融資方式外,產業基金是近期較為活躍的金融工具與手段。

廣東省政協委員、深圳市衛計委副主任常巨平在年初省政協會議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9+2”的城市構成,除了需要建立協調機制、完善交通體系,還需要一隻發展基金。他認為重大創新項目,尤其是科技創新項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且項目周期長、風險高,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基金,可以保障重大創新項目的落地。

而去年以來,以大灣區概念為核心的產業基金已經逐漸湧現。2018年底,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產業基金在香港成立,這隻規模或達千億的天量基金備受關注。

蟻米基金董事長張錦喜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幾乎所有區域內產業基金不容錯過的重要機遇,科技革命、規劃引領、產業升級這三種動力,將持續為大灣區的發展帶來多重產業機遇和投資機會。

突破離岸在岸的束縛

三地互通的另一個重點,是如何突破現存的離岸在岸業務的束縛,逐步擴大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範圍。

某股份行跨境業務負責人告訴記者,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理全球約七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通過合理分工、協作與協調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將可進一步推進離在岸市場快速融合,發揮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

該負責人表示,隨着中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對中國金融機構離岸業務發展也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但目前國內監管對銀行的離岸業務較為嚴苛,牌照限制相較越來越旺盛的資本流動需求,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令灣區內的金融機構可以更為靈活的探索跨境金融新的融合與服務方式,金融機構與企業樂見其成。

在已經出台的《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廣東自貿區政策等框架下,多項貿易自由化政策、資本項目開放措施將會率先在大灣區內推出,跨境資本的高速流動,推動離岸在岸業務高速發展。

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長邱億通表示,內地和香港可以以大灣區建設為抓手,推進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推動跨境人民幣雙向融資、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跨境人民幣結算等合作,促進離岸、在岸人民幣資金互通。

而從以往的成果看,與香港一衣帶水的廣東省利用自貿區的政策優勢,一直在金融開放合作領域先行先試,搭建離岸人民幣在岸服務中心。截至2017年末,廣東自貿區入駐金融類企業7萬家,居全國自貿區首位。而在跨境金融方面,廣東以自貿區為核心推廣本外幣賬戶應用,跨境人民幣結算累計業務量達13.87萬億元,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累計收付408億元。

隨着大灣區的逐步建成與開放,這一成果還將繼續擴大。

深圳市商業保理協會會長尹江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未來的方向一定是促進跨境資本流動,讓我們的資本與金融服務走出去。金融業都在探討如何抓住這個機遇,包括保理行業。

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CEO陳國鋼則告訴記者,目前正在通過前交所探索打通人民幣的跨境交易,通過交易所打通保理產品、不良資產、基金等等的跨境交易模式。在模式打通之後,才能夠測算清楚成本,包括國際跨境的稅務增本如何計算,如何連接境內外資金,如何提供服務,未來還需要哪些稅務、政務甚至政策上的配合。大灣區的意義在於給了行業一個窗口,一個從無到有的機會。

“理財通”與跨境大資管時代

除卻產業、企業、生活的需求,粵港澳三地的數十萬億資管市場同樣不容忽視。《綱要》中最受關注的重點之一亦在進一步擴大跨境資管的空間。

《綱要》指出,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境投資的空間,穩步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在依法合規前提下,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不斷豐富投資產品類別和投資渠道,建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

21世紀經濟報道在2月報道中披露,香港金融監管當局正與內地相關部門探討在大灣區內先行先試跨境“理財通”的計劃,以滿足區內居民快速增長的跨境理財服務需求。這將是繼股票通、債券通之後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另一項金融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

法訊金融董事總經理、金融監管研究院副院長王志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內地居民購買香港保險理財、境外理財是違反外管局規定的,如果“理財通”可以放開這一限制,那麼對資管行業影響將非常巨大。未來怎麼放,尺度如何,備受關注。

香港證監會2018年7月公布的《2017年度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規模達到24.27萬億港元(單位下同),而其中海外資金佔比66%。此外,2017年香港私人銀行和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管理總規模達到78120億港元,其中52%的資金都是投向中國內地和香港。

從數據中不難發現,香港資管市場與中國內地原有密切關聯,但未來跨境大資管仍具有廣闊的空間。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2019年1月公布的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內投資者的調查結果显示,49%的廣東省受訪者在未來12個月將港股作為首三項投資選擇之一。而除港股外,27%的受訪者選擇買香港的保險,另有27%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投資於成熟市場的基金。

而從資產配置層面,香港受訪者目前(不包括房地產)平均只有19%的資產配置在香港以外的地區,當中8%在內地。但從長線的角度,他們理想的比例是把境外的資產配置提高至30%,其中內地市場的佔比在11%。

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第二副會長鄭兆麒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香港的資管市場發展較為成熟,行業規範與監管有效性也有其優勢與經驗。雖然整體資產規模較內地有很大差距,但對比香港的土地面積,香港的資管行業已經十分活躍,近年來來自內地的需求也提供了助力,在“滬港通”和“債券通”的成功經驗下,期待“理財通”儘快落地,或許有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資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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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First:與支付寶之間可進行無限制提現

4月9日消息,在近日舉行的阿里巴巴跨境峰會上,WorldFirst亞太區總經理Jeff Parker表示,在被螞蟻金服收購后,WorldFirst可以和支付寶之間進行無限制、不設交易限額的提現。

今年2月14日,這家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跨境支付公司正式完成所有權變更,攜手支付寶,成為螞蟻金服集團全資子公司。WorldFirst創始人兼CEO Jonathan Quin當天表示,WorldFirst提供給全球用戶的產品和服務保持不變,期待與支付寶的強強攜手,能更好服務全球小微企業。

公開資料显示,WorldFirst已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了相關的牌照。2008年,WorldFirst進入中國市場,開始幫助中國的外貿商進行業務操作。在2017年,其已經幫助過5萬多中國企業,收回到中國的資金超過4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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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支付發展迅猛 現金社會趨勢未改

移動支付的發展和普及,並沒有使現金消亡。隨着信息技術進步而發展的电子貨幣,並沒有使無現金社會呈上升趨勢。對一直有刷卡、開支票等非現金使用習慣的美國社會而言,近幾年貨幣環境變化,令專業人士不解的其中一個現象是——流通中的現金貨幣增加;不僅現金貨幣增加,而且是大額貨幣使用的增加。數據显示,與2008年相比,2018年的100美元現鈔使用量增加了一倍有餘,百元鈔票發行量首次超過1元面值鈔票。

現金社會趨勢未改

對美國社會而言,重返現金社會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危機后十年,美國廣義貨幣中現金佔比增加了1個百分點,由2008年的10.8%上升到了2018年的11.8%,為半個多世紀來的最高點。美國貨幣構成中,流通中貨幣(現金)上世紀50年代初為略低於11%,後來現金佔比逐年下降,下降步伐大約為每十年降低1%,即上世紀50年代末為10%,60年代末為9%,70年代末約為8%,80年代則保持穩定,90年代后現金在貨幣體系中的佔比開始加速上行,並在2000年前後達到最高點12.9%,但佔比11.8%以上的時間很短,僅維持了19個月(1999年6月-2000年12月),隨後現金在廣義貨幣體系中的佔比又逐漸下降。

對近期美國社會和貨幣體系的“現金化”,特別是大額現金化,市場上有一種猜想認為是非法交易的增加,如洗錢、逃避監管的現金交易等,但這種猜想並沒有相關的證據支撐,邏輯上也無說服力。現金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周期、技術進步間,看來關係都不大;從日本貨幣政策操作的變動看,現金投放減少也沒有扭轉現金社會的平穩發展趨勢。因此,現金社會的發展,應該和貨幣環境有關,尤其是在負利率時代、流動性陷阱下,現金是人們保有貨幣的合理選擇。金融危機后,全球主要央行都實行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利率水平下降,現金的流動性需求重要性上升,因而廣義貨幣構成中現金佔比提升。

移動支付潮流的蓬勃發展,並沒有改變現金社會的上行趨勢,或者並沒有扭轉廣義貨幣中現金構成的變化趨勢。當前現金社會發展的態勢之所以突出,正在於此。就移動支付發展而言,中國發展全球首屈一指。表面上看,中國移動支付的發展,降低了廣義貨幣中流通貨幣(現金)的構成比例,但從更長遠視角看,中國廣義貨幣中現金佔比的下降趨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中國現金佔比的下降曲線是凹形的(即向原點凸出),這意味着隨時間推移,中國現金佔比的下降速度是減少的,即使在第三方支付飛躍式發展的2013-2017年,中國現金在貨幣體系中的份額下降趨勢也是趨向平緩的。就交易習慣而言,中國的移動支付對現金的替代,很難說就要比歐美市場上現金支票和卡片支付的相對規模大。相反,西方社會更少使用現金的習慣,非現金交易的傳統更長、更成熟。從貨幣流通的角度,使用移動支付后,現金流通速度下降,流通貨幣沉澱增多,反而會在總量上增加對流通貨幣的需求總量。

可見,交易習慣的改變和貨幣體系中現金佔比的變化直接相關。而交易習慣的養成和發展,又和金融服務的供給即金融進步直接相關。在2000年之前的很長時間內,中國貨幣體系中現金的構成都要遠超西方社會。按現有的統計數據看,1985年中國廣義貨幣M2中現金佔比為19%,而同期的美國為7.8%。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中國M2中流通貨幣的比重一直在20%上下浮動,直到90年代中後期后才進入下降通道。這說明,正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金融改革帶來的金融快速發展,才帶來了中國社會現金使用的下降。對比中外廣義貨幣中流通貨幣的佔比變化,顯然中國近幾年金融服務的發展非常迅速。就移動支付的發展而言,中國發展雖然迅速,但卻沒有減少貨幣的現金化程度。對非現金社會發展有直接推動作用的,還是金融體系的完善和金融服務的進步。

現金社會不會消亡

金融服務供給的增加,尤其是金融結算市場範圍和深度上的完善,是決定交易習慣和現金社會進展的主要因素。金融結算服務的本質,是以記賬貨幣代替實物貨幣;另外,伴隨金融進步而來的金融服務廣度和深度擴展,如金融的信用創造、風險管理等功能的完善,也減少了非金融部門的流通貨幣使用。

但是,金融發展和金融深化帶來的金融全面進步,並不會帶來現金社會的消亡。現金不會消失,主要是流通貨幣投放在央行貨幣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首先,流通貨幣是一個國家貨幣主權的象徵,是記賬貨幣的“底層資產”,放棄貨幣主權的純电子貨幣是難以為現代社會所接受的,也不利於貨幣管理。其次,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流通貨幣投放是央行最為主要的貨幣投放形式,因而也是貨幣管理的主要工具。

坊間將央行界定為“印鈔者”,正是基於流通貨幣在貨幣投放中的傳統主體地位。雖然2008年後,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投放形式中,流通貨幣的地位都讓位於記賬貨幣,流通貨幣在央行總資產中的佔比和基礎貨幣中的佔比下降,但2014年後均開始了企穩回升態勢。

中國的貨幣擴張在2008年前就已開始,因此流通貨幣在央行資產和基礎貨幣中的下降時間要更早,也經歷了速降後走穩緩升的過程,大致由高點的33%、40%下降到2008年後的低點18%和22%,並緩慢回升到最新的20%和23%。可見,貨幣政策正常化時期,流通貨幣都是央行最為主要的貨幣投放形式。央行都是“印鈔者”,記賬貨幣形式的貨幣投放,不利於央行的主動性管理,信息技術、記賬技術的發展,以及支付手段的進步,並沒有改變央行的“印鈔者”地位和定位。

對於中國的貨幣體系而言,伴隨着未來存准率(RRR)的下行,流通貨幣佔比的上行也是一種不變趨勢,現金在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也將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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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貸備案進程仍存不確定 京東數科收購P2P網貸平台

4月12日消息,在網貸備案進程充滿未知數的情況下,以劉強東為實際控制人的京東數科又拿下了一家P2P網貸平台。

工商信息查詢軟件企查查數據显示,網貸平台易利貸的運營主體廈門易匯利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服務有限公司的企業基本信息在4月8日發生了重大變動,原股東悉數退出,大股東由易利貸董事長黃炳龍變更為京海卓創(廈門)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京海卓創”),持股比例100%。

變更后的股權結構显示,京海卓創是天津大新君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新君和”)和廈門金海峽投資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50.62%和49.38%,而大新君和的全資大股東正是以劉強東為實際控制人的北京京東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即現在的京東數科。

具體來看,易利貸平台在4月8日變更的工商信息還包括公司名稱、管理層和全體股東。

廈門易匯利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服務有限公司,原名廈門易匯利金融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本次變更前的原股東包括國開創展國際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25%)、原董事長兼聯合創始人自然人黃炳龍(71%)、原總經理羅虹璋(2%)、原IT總監柯清河(2%),現已全部退出。隨着老股東和高管層的退出,京東數科為易利貸平台安排的新經理是張紅磊,張奇出任執行董事,周蘭秀為監事,紀毅峰為副總經理。值得一提的是,京東數科另有兩家網貸平台(旭航網貸、和豐網貸)的經理也是張紅磊。

公開信息显示,易利貸成立於2014年。截至2019年3月,易利貸平台的交易總額8.08億,累積發放收益1792萬元,借貸餘額為622萬;易利貸3月份的單月出借人數量為3068人,借款人數量為59人,累計借貸金額608.86萬,累計借貸筆數為859筆。

實際上,京東數科已經不是第一次“惦記”網貸業務了。

2018年12月,京東金融在其手機APP的財富板塊上線了名為“和豐網貸”的P2P平台。產品介紹中显示,和豐網貸平台隸屬北京和豐永訊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是京東金融旗下專註於提供網絡借貸中介信息服務的平台。根據工商資料,和豐網貸是京東數科的全資子公司,經理也是張紅磊。

京東數科旗下另有一家名為“旭航網貸”[運營公司為京東旭航(廈門)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服務有限公司]的P2P平台。根據工商資料,京東旭航成立於2017年9月27日,法人代表張雱,實繳資本2000萬元人民幣,是大新君和的全資子公司。前文提到,大新君和也是易利貸的母公司京海卓創的大股東。同時張紅磊也是京東旭航的經理。

旭航網貸與和豐網貸的運營並沒有想象中順利。

儘管兩家平台在京東金融App上發出的標的十分搶手,經常出現“秒殺”的情況,但現在,原先包含兩家網貸平台產品的“京東小金投”板塊,在經歷了京東金融的業務調整后已經 “下線”。

有業內人士猜測,京東數科的這次收購針對網貸備案。“此前布局的網貸平台可能難以順利備案,多收一家,最終看備案怎麼操作再決定後面的事情,也是為了增加備案的成功率”,該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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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構多次禁令 網絡炒匯難以絕跡

雖然監管機構多次發出禁令,併發布風險提示,但網絡炒匯平台仍暗流涌動,難以絕跡。在網絡上,仍有許多炒匯平台在大肆宣傳攬客,“領取您的贈金高達5000美元”、“5美元可開啟交易”等推銷招數層出不窮。不過,在這些“誘惑”背後,網絡炒匯平台的高槓桿風險、資金安全問題不容忽視。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近期工行、農行、建行等不少於13家銀行在官網發布《關於遠離違法違規外匯交易的風險提示》,並指出直接或間接開展、參與相關外匯業務,涉嫌違規。

活躍的網絡炒匯平台

網絡炒匯,就是藉助網絡進行的外匯保證金交易,外匯保證金交易又稱按金交易,屬於虛盤交易的一種,是投資者以自有資金作為擔保,參與的具有槓桿交易性質的外匯合約交易。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手機App的推廣,投資者參與投資、理財異常便捷,網絡炒匯、炒黃金等交易愈加泛濫。

記者在網絡搜索引擎中查找“外匯平台”,仍然可以搜到並點進多家網站及平台,並且不少平台標榜“專業正規”,比如OGFX平台、普羅匯PROFIT、BFS牛匯等。

調查發現,這些平台的宣傳標語帶有極強的誘導性,比如“領取您的贈金高達5000美元”、“5美元可開啟交易”、“入金秒到、出金1小時”、“0點差開啟交易之旅”。一家平台客服人員還告訴記者會有專屬客服經理一對一教學。此外,不少平台還宣稱“邀好友得美元”、“介紹朋友,直接賺取5%介紹費用,無最高上限”。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平台打着“贈金”的名義吸引投資者。記者以購買外匯的名義向一平台諮詢,客服人員稱,微型賬戶、標準賬戶等每筆入金100美元以上(含)均可獲得50%贈金,完成交易要求可以提取,並且提取手數為贈金金額乘以20%。他舉例稱,入金100美元,贈金為50美元,贈金提取要求為50×20%=10美元標準手。

另外,在手續費方面,不少平台並非免費。比如,BFS牛匯客服人員表示,5星級以下會員每個自然月免一次手續費,第二次出金要收取2%手續費;普羅匯PROFIT平台客服也表示,手續費每手最低2美元。同時,不少平台入金為實時到賬,出金卻需要1個工作日到賬。

記者調查過程中也發現,有些炒匯平台承諾提供教學服務,也就是業內俗稱的“喊單”,由平台交易員通過網站、交流群公布自己的外匯交易策略(包括建倉價格、止損價格、盈利預期等),再由投資者進行高槓桿的跟單投資操作。甚至有平台客服宣稱,可以將交易軟件賬號、密碼交給交易員操作。

不過,這種“喊單”模式並不簡單。有業內人士透露,部分平台利用“喊單”營造高收益假象,鼓勵投資者開戶交易,最終通過暗箱操作與對賭交易,將投資者的虧損轉化成平台利潤。

百倍槓桿的真相

雖然不少外匯平台對外宣稱“資金安全”,但是外匯交易平台的槓桿高達數百倍甚至千倍。記者調查發現,多家外匯平台的交易槓桿倍率都超過400倍,BFS牛匯平台的交易槓桿就達到1000倍,在該平台工作人員口中,“風險和槓桿沒有關係,槓桿只是像放大鏡一樣放大了資金量”。

而真相併非如此。對此,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劉澄認為,這些網絡炒匯活動是高槓桿的,風險極大,具體包括投資風險、交易風險、結算風險等,違規的風險也很大。資深金融分析師肖磊指出,具體風險包括高槓桿帶來的隨時爆倉風險以及資金划轉風險,另外還有突破外匯管制的法律風險等。

對於具體的法律風險,北京尋真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德怡介紹,一方面,這些交易網站多是在境外運行,沒有在國內備案登記。投資者資金通過銀行或第三方通道支付到境外,這些收款機構或個人的收款賬號很可能是用於洗錢的賬號。

“另一方面,這種交易具備期貨特徵,交易槓桿很大,輸贏放大了上百倍。而且價格來源不透明,行情K線很容易被人為控制,交易軟件通常是使用黑市上購買的來源不明的軟件,很容易被人為的後台操控。這種交易很可能涉嫌詐騙,但是司法機關打擊起來的成本非常高,投資者一旦產生損失維權很難。”王德怡進一步表示。

多家銀行發布風險提示

事實上,對於外匯平台投資的風險,相關部門一直非常重視,並多次發文提示相關風險,提醒投資者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和能力。

2017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風險提示稱,目前從事外匯、貴金屬等槓桿交易的網絡平台均為非法設立。2018年9月,央行、公安部、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防範外匯按金風險 謹防財產損失》的風險提示,明確指出目前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未批准任何機構在境內開展或代理開展外匯按金業務。

不僅監管機構,近期多家銀行也發布公告提示其中的風險。記者注意到,近期已有工農中建交郵儲六大國有行及招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等不少於13家銀行在官網發布《關於遠離違法違規外匯交易的風險提示》,並指出目前通過網絡平台開展外匯按金交易未經批准,直接或間接開展、參與上述相關外匯業務,涉嫌違規。

然而,網絡炒匯至今仍然屢禁不止。肖磊認為,網絡外匯平台是一個不受法律保護、存在巨大風險的炒匯場所,但由於這種平台比較隱蔽,運作成本低,通過線上運作,導致很難受到有效監管。

分析人士指出,監管應加強警示,並對網絡宣傳做出一定限制。劉澄認為,一方面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和透明度,讓投資者明白違規業務的風險點有哪些,正規的業務在哪裡。另一方面,要有網絡的預警功能,監管機構要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處置,而不是等風險積累很大才處置。另外,網絡炒匯業務離不開資金的划轉,正規的金融機構要加強有關業務的風險管控,能夠切斷資金往來,所以銀行、監管機構要形成共識,齊抓共管。

王德怡建議,監管部門應當嚴厲禁止銀行和第三方機構為外部交易提供資金通道,斬斷資金流出的途徑。投資者不要參與任何未經我國監管機構批準的有槓桿的外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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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構多次禁令 網絡炒匯難以絕跡

拉卡拉喜拔支付A股頭籌 毛利率下滑卻藏隱憂

合規牌照頒發八年後,當激烈的市場競爭已將利潤逼近臨界的時刻,A股市場終於向第三方支付企業打開大門。

最新公告显示,在歷經幾度波折后,拉卡拉將於4月16日進行網上網下新股申購,並於4月18日足額繳納新股認購資金。市場預估發行價為33.28元。

3月26日,更新招股說明書半個月,衝刺A股IPO的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拉卡拉”)順利通過證監會發審委審核。

按照時間表,如果推進快速,拉卡拉5月1日前就能登陸A股市場。至此,拉卡拉將成為中國A股市場第一隻純正的第三方支付股票。

之所以被稱之為“純正”,源於第三方支付企業一直都是通過收購或者併購的形式實現間接上市,以獨立身份上市的企業寥寥可數,且都在A股之外。

對於拉卡拉的示範效應,是否意味着由此打開第三方支付公司上市之路。

某支付企業高管表示, “拉卡拉上市對於支付行業而言,並沒有參考價值,因為支付市場還沒有成熟到有完善路標可以上市。”

而隨着監管對“支付回歸支付”的要求,以及競爭愈演愈烈,近乎免費的支付行業,在某些業界人士眼中已不具備商業投資價值。

“商業模式不被看好是支付企業難上市的主要原因。”上述支付企業高管向《財經》記者坦言。

現實中,以線下便民支付起家的拉卡拉,個人支付佔比呈現逐年下降趨勢。2016年至2018年,個人支付收入分別為13205.18萬元、9487.95萬元和10788.58萬元,占公司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 5.16%、3.41%和1.90%。

拉卡拉披露的解釋是:隨着網絡支付技術的普及,在個人支付業務領域,用戶習慣由線下刷卡支付逐漸變更為移動支付。

收單業務則逐步成為拉卡拉的核心業務,占集團總收入的89.29%。但是其毛利率在近三年呈現下滑走勢,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分別為65.47%、55.40%和42.24%。

但仍有業界人士認為,儘管支付本身已經不具備完善的商業價值,但是依託入口和場景的支付衍生品則將成為下一個熱點,與之迭代的新業務也將成為盈利來源。上市之後的拉卡拉能否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並獲得新的利潤增長點,將成為關注點。

曲折上市路

“這麼快過會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一位拉卡拉人士此前曾坦言。根據他的預測,如果進展順利,拉卡拉應該在一到兩個月就能夠實現上市。“保不齊夏天前就完事了。”

事實比他預期的還要快一些。4月8日,拉卡拉發布《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創業板上市提示公告》,將於4月16日進行網上網下新股申購,並於4月18日足額繳納新股認購資金。市場預估發行價33.28元。

對於拉卡拉而言,快則是相對於曾經的慢而言。在自身備戰A股之前,拉卡拉的上市路也着實是慢了許久,路也走得頗為曲折。

2016年,西藏旅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西藏旅遊”)決定以110億元整體收購拉卡拉全部股權,後上交所問詢西藏旅遊,收購重組是否構成借殼,隨後該交易宣告終止。

“當時的交易終止對於拉卡拉而言,則意味着‘借殼’上市計劃流產。”某接近第三方支付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之所以採取借殼上市,源於當時A股市場對支付企業的嚴監管環境影響。

拉卡拉集團董事長孫陶然曾公開向媒體表示,在券商建議下設計了把拉卡拉注入上市公司的方案,在做的時候符合所有的監管規則,但是監管規則變了,所以就把這個放下了。

此外,時逢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運動,當時,作為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方支付也在二清以及續牌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和審核。

借殼失敗之後,拉卡拉開始轉戰衝擊A股。

在此之前,拉卡拉在2010年-2015 年間,曾完成天使輪、A輪、B輪以及C 輪融資,前三次募資總額均未透露,最後一次募資15億元。四次融資的投資方包括聯想控股、古玉資本、藍色光標以及多個大型保險公司。拉卡拉的估值也一躍超過百億元。

隨後,拉卡拉擬登陸創業板。但拉卡拉的招股書显示,該公司2015年才實現盈利,2013年和2014年均虧損上億元。而監管政策要求創業板擬IPO的公司必須:最近兩年連續盈利,且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於1000萬元;或者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於5000萬元。凈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較低者為計算依據。

盈利未能達標,業界人士分析,這可能是2016年借殼方案失敗后,拉卡拉未直接轉戰A股IPO的原因之一。

在借殼折戟后近一年,直至2017年3月,拉卡拉的招股說明書才首次在證監會官網披露,此次擬登陸深交所創業板。但其曲折上市路遠未結束。2017年9月,拉卡拉出現在證監會公布的IPO中止審查名單中,原因是申請文件不齊備等導致審核程序無法繼續。這令拉卡拉上市之路再度擱淺。

時隔一年後,即2018年3月22日,拉卡拉才再度出現在證監會公布的IPO排隊名單中,彼時,拉卡拉審核狀態為“已反饋”,在深交所創業板IPO隊伍中排名58位。

直到一年後的今天,拉卡拉才終於闖關成功,成為A股市場上第一家過會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根據更新的招股說明書,若此次成功上市,公司將公開發行不超過4001萬股,融資規模在20億元左右,資金將全部用於第三方支付產業升級項目。

作為央行首批頒發支付牌照的企業,拉卡拉於2011年5月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業務涵蓋全國性收單、網絡支付、電視支付、預付費卡受理。

毛利率下滑隱憂

A股拔得頭籌的拉卡拉,近年來毛利率卻持續下滑。

招股書显示,拉卡拉2016年-2018年主營業務的毛利率分別為72.23%、55.40%和44.85%,呈逐年下滑態勢。

而當年為了能夠順利上市,拉卡拉曾做出巨額盈利承諾,在2016年至2018年分別實現凈利潤4.5億元、8.6億元和14.5億元。但事實上其2016年、2017年、2018年凈利分別為3.2億元、4.64億元、6.06億元,明顯低於承諾。

拉卡拉在公司招股書中解釋稱,毛利率下滑主要源自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公司對部分業務剝離導致毛利率下滑。2016年四季度,公司剝離了主營增值金融業務的北京拉卡拉小貸、廣州拉卡拉小貸等10家控股及參股子公司,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構成也因此有所變化。招股書显示,剔除已剝離公司的影響,2016年公司支付業務板塊毛利率為51.65%。

之所以在2016年剝離旗下10家以小貸公司為主的公司,拉卡拉主要是為了滿足監管需求,提前為上市做準備。拉卡拉此次上市的保薦人中信建投稱,這些被剝離的公司主營增值金融等業務,其發展面臨着未來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

對於此次剝離,拉卡拉則解釋稱,通過將這些公司的業務剝離出去,有利於公司進一步專註於發展第三方支付業務的主營業務。剝離公司中的北京拉卡拉小貸、廣州拉卡拉小貸的小額貸款業務發展迅猛,屬於資金密集型業務,在行業監管、業務管理、風險管理、資本運作等方面與第三方支付業務存在一定差異,導致公司管理範圍增大、運營效率降低。

另一方面,公司主營業務的重中之重——收單業務的毛利率下滑,帶動公司整體毛利率下滑。

目前,收單業務占拉卡拉主營業務收入的近九成。

招股書显示,拉卡拉主營業務包括四項:收單業務、硬件銷售及服務、個人支付業務和其他業務。2018年度,收單業務的營業收入達到50.71億元,佔比高達89.29%;硬件銷售及服務收入佔比8.49%,個人支付業務佔比1.9%。

營收單一化帶來的掣肘正在顯現。在過去三年中,其核心業務——收單業務的毛利率逐年下滑,分別為65.47%、55.4%、42.24%,直接導致其整體毛利率下滑。

對此,公司在招股書中解釋稱,2017年度,收單業務毛利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隨着公司通過向渠道服務機構營銷推廣POS機具,渠道拓展模式的商戶收單收入佔比提升;另一方面,公司當期為了適應市場環境的變化,對部分核心拓展服務機構給予了更高水平的分潤,對渠道服務機構分潤比例總體上升,使公司承擔的分潤成本有所增加。但2018年度,拉卡拉的收單業務保持快速增長,與公司合作的拓展服務機構業務量也呈快速上升趨勢。

拉卡拉大力發展收單業務,則是源自微信和支付寶的衝擊。自2017年以來,微信支付、支付寶等手機應用端移動支付方式的推廣,使得拉卡拉個人支付業務交易規模和市場佔有率均下滑。由此,拉卡拉進行戰略轉型,重點服務中小微商戶,大力發展公司收單業務。

在上述業務轉型下,公司的個人支付業務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已經從2016年的5.16%下降到2018年的1.9%。

拉卡拉所處的第三方支付市場,可謂強者林立。

根據業務類型,第三方支付可以細分為銀行卡收單、網絡支付、預付卡發行與受理等。其中網絡支付根據支付終端的不同,可以細分為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数字電視支付、貨幣兌換等,目前互聯網支付及移動支付是最主流的網絡支付方式。支付寶和微信是目前移動支付市場兩大巨頭。

易觀此前發布的《中國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市場季度監測報告2018年第四季度》显示,中國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在2018年Q4已經達到47.2萬億元人民幣,環比上升7.78%,而支付寶和騰訊金融拿下了整個市場92.65%的份額。

未來,支付行業的競爭將愈演愈烈。4月4日,易寶研究院聯合中國支付網發布了《2017-2018年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發展趨勢研究報告》,報告稱,作為支付企業來講,僅僅依靠通道業務本身尚且不夠,還需要在支付基礎上疊加信貸、賬戶、營銷等增值服務,讓支付成為一個基礎性平台;同時,越來越多的支付企業將產業鏈上下游以及不同的金融機構融合構建自己的生態系統,以打造第三方支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不過,拉卡拉此前剝離了增值金融業務的公司,公司主營業務漸趨單一,且其主營核心業務收單業務毛利率呈下滑趨勢,這令其未來市場競爭力打上問號。

上述支付企業高管人士表示,在收單市場,沒有哪個企業可以明確是賺錢的,因為沒有很好的盈利點,隨着競爭加劇,未來盈利更不被行業看好。

實控人空位

拉卡拉上會審核時,被發審委重點關注及問詢的一大問題是,公司的控制權歸屬。

與大多數上市公司不同,拉卡拉目前並無實際控制人。從股權結構上來看,拉卡拉當前最大的股東是聯想控股,持股比例高達31.38%。據悉,2012年至2013年期間,聯想控股的持股比例甚至一度高達56.13%。相比之下,公司創始人孫陶然直接持股比例僅為7.67%。

儘管持有31%的股份且高居第一大股東之位,聯想控股卻並非拉卡拉的實際控制人,僅承擔財務投資者的角色。

為此,聯想控股還發布了一份聲明——《關於未對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實施控制的聲明函》。在聲明函中,聯想控股稱其對拉卡拉僅為財務性投資入股、以獲取投資收益為目的,不單獨或聯合謀求對拉卡拉的控制,且自投資入股發行人以來,從未將發行人納入合併範圍。

與此同時,拉卡拉現行制度也將聯想控股排除在實際控制人範圍之外。

根據拉卡拉現行的《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除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審議通過會議提案並形成相關決議,必須有公司全體董事人數的過半數的董事對該提案投贊成票”,“董事會權限範圍內的擔保事項,除應當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外,還應當經出席董事會會議的2/3以上董事同意”。

聯想控股持有拉卡拉31.38%股份,未“過半數”或達到“2/3以上”,依其單獨所持股份享有的表決權,聯想控股無法對拉卡拉股東大會的決議產生決定性影響。

此外,公司其餘股東持股比例均不超過10%,且主要股東之間不存在一致行動安排。

公司的董事長孫陶然也不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目前孫陶然直接和間接持有拉卡拉7.79%股份,孫陶然的弟弟孫浩然直接和間接持有6.09%股份,兩人合計持股比例為13.88%,其持股比例亦未“過半數”或達到“2/3以上”。

為了維持公司經營穩定,在上市之前,公司主要股東作出了上市后三年內不減持的承諾。在招股書中,聯想控股、孫陶然及孫浩然、鶴鳴永創、陳江濤均承諾,自公司股份上市后36個月不減持公司股份,從而保障公司股權結構的相對穩定。上述股東約合計持有拉卡拉55.04%的股份。

但業內人士擔憂,三年後上述股份解禁,這些股東會否減持?公司是否會易主?

拉卡拉的保薦人中信建投為此提醒,在上述股權結構下,無實際控制人的公司治理格局可能因決策效率降低而貽誤業務發展機遇,這可能進一步造成公司生產經營和經營業績的波動。另外,公司股權分散導致股權結構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可能導致公司未來股權結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公司經營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支付業的下半程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經過幾次牌照續展,目前國內擁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業共238家。

除了在港IPO的匯付天下(01806.HK)、在新三板掛牌上市的資和信(871284.OC)和匯元科技(832028.OC)外,其餘第三方支付公司均以收併購的形式進入上市公司,成為上市公司業務的一部分,其自身並非上市主體。

根據安信證券研究報告,若拉卡拉本次A股IPO成功,將成為A股第一隻純正的第三方支付標的。

隨着拉卡拉登陸創業板,亦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可能打開第三方支付公司上市衝動。除了拉卡拉以及去年在港交所上市的匯付天下外,漫道金服也曾更新招股書,擬赴上交所IPO,不過在2018年11月被中止審查。

支付行業回歸本源,其商業價值逐漸淡化,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套現或將成為支付行業的一個趨勢,而上市將成為套現的重要路徑,那麼不能通過這一路徑實現的企業就會通過併購,將其賣掉。近幾年間,收購支付牌照案例達幾十件,其中個別價格高達30億元。

支付企業上市是否被資本市場看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2018年6月15日,首日一開盤,匯付天下便跌穿了7.5港元的發行價,截至收盤,匯付天下最終報收於6.620港元,上市首日跌幅達11.73%。

某支付業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匯付天下當時在港股上市,股價跌破發行價的原因在於國際機構並不看好國內支付企業的業務模式。“當前一些支付的業務模式並不健康,例如個別企業利用收單業務進行提現套利,這是不可持續的,也是國際一些機構不看好的主要原因。很多入局的投資者也不過藉著上市進行套現罷了。”

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認為,第三方支付行業仍具備較好的發展前景與較大的增長潛力。

今年3月,匯付天下披露了上市后首份年度業績報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其完成支付服務交易量18013億元,同比增長58%,實現營業收入32.46億元,同比增長88%,經調整后(剔除優先股影響)實現凈利潤2.63億元,同比增長51%。

根據艾瑞諮詢預測,2018 年我國第三方支付交易總規模將達到312.4萬億元,同比增長42.8%。隨着監管趨嚴,市場進入有序發展階段,第三方支付市場交易規模的增長速度也趨於穩定,預計到2022年,整體交易規模將達到548.6 萬億元。

在上述高管看來,支付時代的下半程更值得關注,找到場景和入口就會贏得新的盈利點。“這個場景包括電商、旅遊等,行業有價值就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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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拉喜拔支付A股頭籌 毛利率下滑卻藏隱憂

支付系統不斷髮展的三十年:從現金支付到移動支付的轉變

支付,是社會經濟活動所引起的貨幣債券轉移的過程。支付與交易相伴相生,支付方式的發展,離不開交易場景的延申,也離不開信息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交易場景的日漸豐富和信息技術的不斷迭代,推動着支付行業的不斷躍遷。

在金融科技、消費金融等飛速發展的時代,支付已不僅是一項基礎性功能,更是構建金融科技生態圈的入口。支付的價值,已經不再局限於支付本身。

回顧支付行業的發展,從90年代的手工操作結算,到目前包括人行二代支付系統、三方支付、銀聯網聯清算等全方位的現代化支付體系,不論是支付工具的演進,還是支付監管的完善,支付行業可謂走過了三十多年極不平凡的發展歷程。關於支付的零散的文章很多,但鮮有對支付體系歷程的一個系統性梳理,當然,如果詳細梳理,萬字不止,因此本文僅作重要節點的總結梳理。

(一)90年代的支付體系

1984到1993年這段時間,四大行逐步組建,但定位於專業銀行,支付結算體系主要是手工操作體系,還沒有形成完善的支付結算系統。現金支付是主要的支付手段,其次是銀行卡和票據。

銀行卡方面,我國在1985年推出銀行卡支付模式,1985年中行發行了我國第一張銀行卡“中銀卡”,1989年工行發行“牡丹卡”,1990年建行發行“龍卡”,1991年農行發行“金穗卡”,1992年深發展發行“發展卡”,1993年交行發行“太平洋卡”,這段時間發卡以借記卡為主,信用卡使用量較小。

票據方面,90年代以來,央行建立了以匯票、支票、本票等票據為主體的支付清算體系,銀行匯票和支票是當時使用最普遍的的非現金支付工具,支票主要通過同城清算進行處理,使用的範圍較小,而匯兌,委託收款,托收付等支付方式的使用更為普遍。

1994年起,互聯網開始興起,銀行信息化建設起步,同時四大行商業化轉型,股份制銀行湧現,政策性銀行成立,支付結算業務趨於複雜,支付結算方式也在不斷改進。同城結算中,省級以上城市能夠實現跨省票據交換;異地結算中,藉助信息技術,各地銀行間逐步實現聯網操作,央行和各國有銀行建立了統一的支付系統,異地聯行結算得以實行。

(二)現代化支付體系與銀聯的成立

2000年左右,信息技術進一步發展,各商業銀行依託信息網絡技術,實現了跨行傳送电子支付信息,還在全國範圍內建設了若干ATM和POS機,構築了現代化的支付結算系統。

2002年3月,為方便商業銀行之間跨行交易結算,經國務院同意,由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中國銀行卡聯合組織——中國銀聯。

2003年8月,中國銀聯攜手商業銀行正式推出了具有划時代意義的銀聯卡,提供了對於收單機構和發卡機構之間的的跨行清算服務和代替收單機構針對商戶和收單專業化服務機構的收單清算服務。銀聯卡成為了連接不同銀行之間支付清算體系的橋樑。

(三)電商時代與第三方支付

隨着互聯網的發展,線上交易場景出現,特別是小額、高頻的交易場景需求開始湧現,國內支付行業迎來电子商務時代。然而,線上交易的買方與賣方之間缺乏信任及銀行手工清算體系,制約了电子商務發展。

為解決交易雙方的信任及銀行支付結算效率問題,第三方支付應運而生。2003年5月,淘寶網誕生,針對當時市場存在的買賣雙方缺乏信任情況,2003年10月,淘寶網推出了“支付寶產品”,並提出虛擬賬戶概念,促使銀行將人工清算改進為电子清算,確立第三方支付模式。

自2004年起,隨着电子商務的發展,中國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2005年以後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進入高速增長期。

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快速發展,也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重視。

2005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

2009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對支付機構進行登記備案;

201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放第一批支付業務許可證,包括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一批27家支付機構獲發牌照,隨後,支付機構數量迅速擴大,並加速進入銀行卡市場。

據統計,自2011年4月底央行簽發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至今,央行總計簽發了271張第三方支付牌照;但在2015年8月份,央行註銷了3張支付牌照,結束了第三方支付牌照“只發不撤”的歷史。

(四)移動支付時代

隨着互聯網從PC端向移動端演進,智能手機時代來臨,而與之相伴的交易場景移動化,則促進了移動支付的誕生與發展。

2014年是移動支付發展最迅猛的一年。隨着支付技術的不斷進步,掃碼支付誕生,二維碼作為一種低成本、操作簡單的媒介能完美取代傳統POS機的作用,雖然曾由於安全性等問題被央行叫停,但2016年8月,央行發布條碼支付標準,二維碼支付的地位得到了央行的認可和推廣。

2014年1月27日,微信推出“微信紅包”一夜走紅,成功打破了支付寶一方稱霸的格局,佔據了繼支付寶之後國內第三方支付領域第二大市場。

而一直佔據線下POS收單市場的銀聯,也在積極布局移動支付市場。中國銀聯在2014年的11月便宣布與蘋果公司進行合作,當時蘋果在其應用商店“AppStore”中就添加了銀聯的支付通道。而在2015年2月18日,由蘋果公司研發的“Apple Pay”正式登陸中國。“Apple Pay”是蘋果公司基於NFC技術的移動近場方案,然而缺乏用戶數量與未能培養用戶消費習慣,NFC支付功能逐漸淪為雞肋。

在移動互聯網趨勢下,支付寶、微信依靠二維碼支付崛起,實現“降維打擊”,支付行業格局發生深刻變革,銀聯和銀行的壓力可想而知。

2017年12月,在央行的指導下,銀聯與各商業銀行共商共建的銀行業統一APP雲閃付高調誕生,試圖在移動支付市場爭得一席之地。同時人民銀行協調了商業銀行、中國銀聯等各方,從2017年開始在全國推行了移動支付便民工程。藉由便民工程,雲閃付初步建成,現已經覆蓋公交、地鐵、菜市場、超市等十大便民場景。雲閃付一周年之際,即2018年11月26日,銀聯正式宣布,雲閃付APP用戶數突破一億,已經形成與支付寶微信三足鼎立的格局。

(五)直連模式與支付監管

新興技術與傳統支付業務結合,使非銀行支付機構迅速發展壯大,2013年至2017年,支付機構處理的業務量從371億筆增加到3193億筆,金額從18萬億元增加到169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1%和75%。

支付機構利用掌握的客戶備付金優勢,在商業銀行多頭開戶、多頭連接,他們通過在各銀行開立的備付金賬戶,與銀行直連,辦理跨行資金清算,這種直連模式擁有低支付成本的優勢,但這種模式由於支付機構的清算工作繞過了清算機構,從而暴露出資金流向不透明、資金挪用、違規資金清算等問題。

因而伴隨着支付業務的發展,支付結算方面的監管也在不斷加強。

監管文件梳理:

《關於進一步加強無證經營支付業務整治工作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發〔2017〕217號)——繼續深化無證機構整治工作;

《關於規範支付創新業務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發〔2018〕281號)——加強市場風險防控,規範創新發展;

《關於調整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交存比例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發〔2017〕248號)——強化備付金集中存管,切斷支付機構直連銀行模式;

《關於印發<條碼支付業務規範(試行)>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發〔2017〕296號)——規範條碼支付健康發展。

支付機構備付金監管文件:

2017年1月13日下發的《關於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對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亦即第三方支付機構在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客戶備付金,今後將統一交存至指定賬戶,由央行監管,支付機構不得挪用、佔用客戶備付金。

2017年底《關於調整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交存比例的通知》,強化備付金集中存管,規定從2018年起,1月仍執行當時集中交存比例20%,2月至4月按每月10%逐月提高,至4月份將集中交存比例調整到50%左右。

2018年6月29日,人民銀行再發《關於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關事宜的通知》,宣布自去年7月9日起,再按月提高繳存比例,直到2019年1月14日實現100%集中交存。

2018年11月29日,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關於支付機構撤銷人民幣客戶備付金賬戶有關工作的通知》(銀支付【2018】238號),規定支付機構應在2019年1月14前撤銷人民幣客戶備付金賬戶;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也要實現100%比例的繳存。

(六)斷直連與網聯

第三方支付公司與銀行的直連模式,使得第三方支付公司事實上扮演着跨行清算的角色,央行難以掌握資金流向。斷直連勢在必行。

“斷直連”一詞來源於2017年8月份央行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關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台處理的通知》。

而“網聯”的全稱為“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台”。

“斷直連”斷的是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之間直接進行結算交易的直連模式。從資金流向來看由第三方支付機構→銀行服務商–收單機構→商戶的流向過程中加入銀聯/網聯作為清算機構,變為“第三方支付機構→銀聯/網聯(清算)–收單機構→商戶”。

由網聯/銀聯作為清算機構,避免第三方支付機構即做支付機構又做清算機構造成的數據‘黑箱’,使央行能夠監控資金流向,從而避免出現洗錢、詐騙、私自挪用資金等犯罪行為。

在清理直連的時間安排上,自281號文印發之日起,各銀行、支付機構不得新增不同法人機構間直連處理跨行清算的支付產品或服務,至於存量,281號文要求“應儘快遷移到合法的清算機構處理”;但綜合此前人民銀行支付司發的《關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台處理的通知》(下稱“209號文”)給出的時間結點,線上直連模式遷移至有合法資質的清算機構的最後期限,是2018年6月30日。

2018年11月11日,網聯平台當日處理跨機構交易筆數11.7億筆,相應跨機構交易處理峰值超過9.2萬筆/秒,為“雙11”支付交易提供了平穩保障。

2019年1月,全部持網絡支付牌照的115家支付機構以及424家銀行已接入網聯平台,99%的市場存量跨機構業務已完成向網聯平台的業務遷移。

隨着支付機構備付金100%繳存和斷直連監管政策的持續推進,備付金紅利的消失,給支付行業帶來陣痛期的同時,也在推動行業向著更深度、更綜合的方向轉型,不少支付機構依託行業場景和深耕優勢,將服務B端行業客戶,視為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相信未來的支付行業,將迎來大浪淘沙、生態重構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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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指掩蓋不良資產 多家銀行領罰單

近年來,監管加大對銀行資產處置亂象的整治力度。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4月以來已有不少於4家銀行因掩蓋不良資產而收到監管罰單,僅4月12日就有2家銀行遭到處罰。分析人士指出,違規掩蓋不良資產仍將是未來監管的關注重點。

4月12日,天津銀保監局一連開出6張罰單,其中4張罰單的違法違規案由均指向商業銀行掩蓋資產質量的問題。其中,盛京銀行天津分行因掩蓋不良資產被處以罰款50萬元,該行1名相關責任人被罰款5萬元。天津農商行被天津銀保監局罰款80萬元,其中一項違規案由包括掩蓋真實資產質量,該行1名相關責任人被給予警告處分。

不止城商行,國有銀行也因相同原因受到處罰。4月8日,根據行政處罰信息显示,工商銀行貴陽分行因審查審批不合規、掩蓋資產質量真實性的行為被貴州銀保監局處罰50萬元。此外,同日,3名包商黔隆村鎮銀行負責人因對該行違法違規發放貸款掩蓋不良行為負管理責任,分別被貴州銀保監局給予罰款和(或)取消不等年限的高管任職資格。

除了罰單不斷外,審計署近日發布的《2019年第1號公告:2018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显示,河北省、河南省以及山東省的部分金融機構存在掩蓋不良資產的問題。2016年至2018年,河北銀行、河南中牟農商行、山東滕州農商行等23家金融機構通過以貸收貸、不潔凈轉讓不良資產、違反五級分類規定等方式掩蓋不良資產,涉及金額72.02億元。

對於銀行掩蓋不良資產的現象,恆豐銀行戰略研究部研究員王麗娟表示,一方面可以美化報表,提升銀行自身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撥備計提,進而滿足監管指標要求。不過銀行掩蓋不良的行為,導致監管部門無法通過美化后的報表掌握真實的不良貸款情況,不利於金融風險的防範。因此,監管要加大銀行在不良處置方面的處罰。

事實上,自2018年以來,整治不良資產亂象已成為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原銀監會去年1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深化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通知》,明確指出整治違規掩蓋或處置不良資產。

分析人士指出,當前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例如非真實轉讓不良資產,都會造成銀行大量資產損失,未來銀行應提升風險防範意識、增強風險防控能力。王麗娟認為,銀行要對不良貸款真實情況做好分類,在充分暴露的同時也要積極採取正規措施予以化解不良。監管層面,在防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一方面要鼓勵銀行加大不良資產的暴露,另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對銀行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劉澄表示,銀行想提高業績的動機沒有問題,但是要從改善經營管理能力、提高信貸水準、加強管理、提高風控等方面加大力度,而不是在造假方面下文章。未來除了常規的銀行監管外,還要加強銀行內部的自我約束,增強自律精神,讓監管真正能夠落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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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的消費金融野心:探索流量變現之路

2015年,消費金融風口開啟,彼時國內老牌門戶網站網易、新浪、搜狐紛紛入局消費金融,以求將自身龐大的流量變現。

轉眼過去四年,如今,網易金融業務大幅縮減,僅剩支付及網絡小貸業務,搜狐的金融業務也在經歷連續虧損。

而金融業務繁雜的新浪,似乎仍在探索流量變現之路。

以3C分期起家,現金貸和貸超成重心

2015年,在消費金融行業大熱時,新浪便推出線下3C分期產品“新浪分期”。然而,兩年後新浪分期便傳出退出市場的傳言。

也許是意識到線下市場難做,新浪緊接着開始發力線上現金貸產品。

2017年初,新浪成立海南新浪愛問普惠科技有限公司,開始與中銀消金等持牌機構建立合作。二者共同發布了兩款金融產品“有借”和“有還”。

其中,“有還”是一款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2018年5“有還”正式更名為“新浪卡貸”,額度由2萬元提升至5萬元,並且支持在線辦理信用卡服務。

“有借”則是一款現金分期產品,最高額度為2萬元。隨後,“有借”轉型為貸款超市,為其他現金貸產品導流。目前,有借app中共上線42款現金貸產品。其中不乏拍拍貸、閃銀這樣的明星產品。有借app頁面显示,上線的現金貸產品申請成功人數普遍在5萬以上,其中及貸等產品申請成功人數已超過10萬。

有趣的是,新浪除了有借外,還布局了荔枝貸、大王貸款、輕鬆借等多款貸款超市,巔峰時期一度為數百款現金貸導流。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新浪旗下貸款超市轉化率普遍高於其他貸款超市平均水準,而且流量價格也較平均水平上浮5%-10%。

然而,315后,行業監管趨嚴,新浪旗下的貸超日子也不好過。目前,新浪旗下的貸款超市上線產品數量已驟降至40家左右。

新浪最值得炫耀的產品當屬微博,自然新浪也圍繞微博推出了相關的消費金融產品。

2017年,微博錢包上線了現金貸產品微博借錢,此後又陸續上線了分期商城及辦卡速貸服務。

信息显示,微博借錢採用純信用貸款模式,無抵押及擔保,貸款額度不超過20萬元。

一位接近微博借錢的從業者透露,微博借錢對接資金方包括雲南信託、外貿信託、湖北消費金融、晉商消費金融、馬上消費金融等。截至2018年底,微博借錢在貸餘額大約20-30億元。

微博借錢的運營主體為北京微聚未來科技有限公司,微聚未來前身是銀客集團旗下子版塊,此後經過一系列變更,目前微聚未來實控人為劉運利和張麗靜 ,一位是新浪集團副總裁,一位是新浪投資總監。

微博錢包中的線上分期商城及辦卡速貸服務均以導流的模式運作。線上分期商城服務由小象優品提供。辦卡速貸的運營服務則由新浪直接提供,該產品主要為各大銀行信用卡業務導流,也提供針對C端客戶的助貸服務,幫助客戶診斷徵信狀態。

為了完善微博的消費分期生態,在推出微博借錢后,新浪還推出專為微博用戶提供的消費場景分期產品“趣用”。目前,趣用已覆蓋日常消費、3C分期、租房等服務,信用額度在2000元-30萬元之間,分期可選擇3、6、12期。

至此,新浪已在線下3C分期、現金貸、信用卡代償、線上商城等多個領域進行嘗試,幾乎涉及消費金融的所有業務形態。

不過,經過行業數年的淘洗,現金貸業務及貸款超市目前成了新浪消費金融的業務重心。

此外,新浪在頁面廣告上也更偏好金融領域。一位流量經銷商透露,目前微博上的互金廣告按CPM收費,1000人次/5元,即每1000個活躍微博用戶看到頭條微博時,收費5元。

微博流量仍是核心競爭力

在移動互聯網發展迅速的當下,PC端門戶網站的流量日益縮減。而與網易及搜狐不同的是,新浪在入局消費金融領域有社交平台微博這張王牌。

據新浪此前發布的2018年年度財報显示,截至2018年底,新浪微博日活用戶達到2億,月活用戶超過4億。業內分析人士認為,新浪微博的用戶中18-30歲的人群所佔比重較大,而這部分人群也正好是消費金融的主要用戶,這部分客戶仍是新浪發展消費金融的關鍵。

或許正是深知這一點,新浪並沒有把微博的流量入口都加碼在自營及合作的消金業務上,而是選擇通過為第三方導流的方式將流量更快變現。

對此,上述業內分析人士認為,流量平台在將流量轉化到C端的金融業務上有着巨大的優勢,在自己不具備涉足金融的條件或自身金融業務不完善時,最常見的做法是導流,比如今日頭條與理財平台合作的模式。如果新浪能夠強化高質量的金融數據積澱,再發力金融科技,后發崛起的可能性還是比較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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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剝離P2P業務 上市系網貸平台數量減少

“往日繁華,而今物是人非”,不僅是當前網貸行業的現實寫照,也是近年來上市公司與網貸平台間“恩怨情仇”的客觀總結。

猶記2014年前後,彼時網貸行業風頭正盛,不少上市公司通過自建、聯合設立,或入股、收購網貸平台的方式,蜂擁進入互聯網金融領域。對於上市公司而言,只要沾上P2P概念就收穫股價的攀升。據可查數據显示,最高峰時曾有超過100家網貸平台貼有“上市系”的標籤。

然而“好景不常在”,從2016年開始就有紅星美凱龍、盛達礦業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退出網貸行業。有業內人士分析,“退出多為受政策影響,優化資產結構及資源配置,突出主業等原因。”截至2016年10月底,共有98家上市系P2P平台,涉及上市公司143家。

不得不承認,受監管政策影響,網貸平台甚至是行業本身,已經很難承載眾多上市公司布局互金的初衷及願景。這也直接導致上市系網貸平台數量進一步減少——據融360統計,截至去年11月底,上市系網貸平台數量已降至64家。而最新數據显示,截至目前,具有上市公司背景的網貸平台大約剩餘30家,在約30個月的時間里減少了70家。

“十五年前花月底

相從曾賦賞花詩”

在網貸行業恣意生長的2014年前後,上市公司與網貸平台頻頻“牽手”,市場上一度出現逾百家“上市系”標籤的網貸平台。

2014年,熊貓金控發布公告稱公司將斥資1億元建立新的業務線P2P平台銀湖網。同年7月22日,新綸科技的一則公告則更體現了上市公司對網貸行業的熱情。公告稱,認繳深圳鵬鼎創盈金融信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鵬鼎創盈)新增股本已完成驗資。公告中同時登出了公司增資擴股后的股權結構,27位股東中其中16家是上市公司。隨後,又有御銀股份、通達股份及鵬鼎創盈等10餘家上市公司介入到P2P行業。

進入2015年後,這股“聯姻”熱潮也並未退卻。據網貸之家此前數據,截至2015年9月底,上市公司系P2P平台為43家,而涉及的上市公司超過70家。

就二者的結合,彼時在業內看來屬於雙贏。有業內人士此前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就表示,從資本價值上看,上市公司布局或者收購互聯網金融業務,有利於改善資產結構,獲得更高的資本溢價,做大市值。從業務結合度來看,上市公司可以藉助互聯網金融優化自身產業布局,整合資源,加強業務協同性,提升產業鏈上下游的供應鏈融資服務。對於互聯網金融企業來說,一方面能夠背靠上市公司主體信用優勢,拓展品牌附加值與公信力,有效拓寬獲客渠道,降低營銷成本,一方面能夠捕獲相對優質的基礎資產,不斷迭代自身資產端的業務與風險控制水平。

事實上,更為直觀的好處是,於網貸平台而言,上市公司的信用背書是其吸引用戶的有效砝碼之一。而對上市公司來說,概念在二級市場中永遠是不可或缺的。當時網貸行業風頭正盛,上市公司只要沾上相關概念股價就大漲。舉例來說,2015年7月份,曾經頻繁提及互金概念的中科金財與中航資本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中主要合作領域就包括在互聯網金融公司領域開展股權、業務合作等。當公告簽署協議之後,該公司股價連續實現兩個漲停,2015年股價高點達到170.32元,市值接近600億元。又如曾以煙花、爆竹作為主業的熊貓金控,轉型互金后股價飆升。

“當時明月在

曾照彩雲歸”

隨着監管對網貸行業的肅清,曾經轟轟烈烈的行業潮水也逐漸退去。特別是在一道道監管政策下發后,網貸平台的數量急劇下降,業內貸款餘額也逐月萎縮。

資本市場的嗅覺是最靈敏的。有分析指出,從行業發展初期各路資本加碼網貸,到如今網貸平檯面臨出清,上市公司或許早已意識到,由於網貸經營成本的增加導致投資人收益大幅下滑,短期內網貸業務無法為上市公司帶來收入及利潤,因此會選擇棄卒保車,精力聚焦主營業務。

從追捧到避之不及,多家上市公司正在醞釀或已經退出網貸行業。

熊貓金控在2018年年報中表示,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83億元,同比下降17.43%;2018年歸屬於上市股東的凈利潤為-5503.86萬元,較2017年下降374.41%。對於本期業績虧損的原因,熊貓金控在公告中提到“受互聯網金融借貸平台行業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影響,公司對期末應收服務費及債轉資金進行減值測試後計提了大額壞賬準備”。其年報同時表示,“期末應收賬款中單項金額不重大但單項計提壞賬準備的原值較期初增加6365.65萬元,壞賬準備較期初增加3013.87萬元,主要系本公司子公司銀湖網對期末應收的服務費根據其減值跡象進行測試后按照40%的計提比例計提相應的壞賬準備所致。”

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熊貓金控自去年下半年已經開始剝離互聯網金融資產。去年9月份,熊貓金控發布公告稱,擬將“熊貓金庫”的主體運營公司湖南銀港諮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權,以5712.3萬元的價格轉讓給熊貓金控實際控制人趙偉平。今年2月1日,熊貓金控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轉讓銀湖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股權暨關聯交易的議案》,準備將銀湖網的運營主體轉讓給實控人趙偉平。

剝離互金業務的上市公司不止一家。去年12月11日,鴻特科技宣布剝離互聯網金融相關業務,其在公告中表示:鑒於國內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形勢變化及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是基於公司重點的發展戰略,將持有的廣東鴻特普惠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廣東鴻特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轉讓給東莞派生天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價格為1.29億元人民幣。當月30日,巨人網絡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上海巨人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4.79億元轉讓其孫公司巨加網絡51%的股權給上海蘭翔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天上浮雲如白衣

斯須改變如蒼狗”

其實,從2016年開始,就有不少上市公司陸續退出網貸市場。

據融360此前統計,截至去年11月底,上市系P2P平台數量達64家。除了22家P2P為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外,其餘均為控股或參股的形式,有些上市公司在P2P平台中的持股比例甚至不到5%。而據《證券日報》記者從網貸天眼獲得的數據显示,截至目前,具有上市公司背景的網貸平台大約剩餘30家。

網貸天眼研究院負責人李鵬飛對《證券日報》記者分析道,上市公司剝離網貸平台一方面主要是因為監管備案多次延期,外加“雷潮”影響,網貸未來的發展不確定性較大;另一個方面,由於“雷潮”與“三降”政策的影響,網貸平台的成交規模不斷收縮,外加上資產質量惡化,網貸平台的財報普遍不太“好看”,剝離出去之後可避免股價波動。

政策監管對網貸行業帶來的紅利,以及紅利的消失,確實與上市公司大規模進入及大面積退出網貸行業的時間節點有明顯重疊。近期業內盛傳一份《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有條件備案試點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備案試點工作方案》)。從網傳的《備案試點工作方案》來看,該文件明確,將爭取於2019年下半年開展部分省(市)的試點備案工作,於2019年末取得初步成效,完成少量機構的備案登記工作。同時,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按照防範重大風險三年攻堅戰的總體時限要求,於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存量網貸機構的備案登記工作。同時,也有相關人士明確表示“6月份應該會有一些平台進入備案程序”。

那麼,在備案已明確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是否還會重拾對網貸平台的熱情?

李鵬飛認為,整體來說,未來上市系平台的數量應該還會進一步減少,目前剩餘30家上市公司背景的網貸平台中,一些體量較小、涉及自融或變相自融的平台可能會被清退。另外,目前雖然備案試點在即,但是網貸平台的門檻已經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且後續備案合規整改的成本也很大,所以網貸平台對於一般體量的上市公司來說,其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當然,目前像京東數科這樣的巨頭仍對布局P2P感興趣,但是預計未來有實力在這個時間點入局網貸並有信心成功備案的上市公司數量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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